二、从原子到比特：互联网革命与当代知识产权 （一）互联网革命对法律世界的冲击 划时代伟大发明都曾引发法律世界的革命。
因此,判断一个人包括自己的祖先能否加入到这个生生不息的生命网络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没有香火。[58](美)斯通：喜剧与文化，胡海娜译，载陈颀等(编)，见前注[5]。
余履雪：《德国历史法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普通法作为一种自然法的论述，亦可以参见Donald R. Kelley, The Human Measure: Soci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10, pp.165-186. [66]关于这场论战，参见(德)萨维尼、蒂堡：《论统一民法对德意志的必要性：蒂堡与萨维尼论战文选》，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苏力：在学术史中重读瞿同祖先生, 《法学》2008年第12期，第85-92页。在张艺谋的电影里,正是这种原始的生命力,这种老百姓生儿育女的基本的本能(basicinstinct),让我们这个民族度过战争、革命、运动的劫难,也度过平凡日常生活中的消耗和杀机。中国法治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不断成长、成熟,这不过是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的一种特殊历史方式,因此中国法治充其量不过是全球资本帝国的行省而已。
[9]相关讨论文章，参见《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编辑组：《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而恰恰是电影文本的独立性和开放性,为后续的讨论和对话开创了有效的空间。[23]其中一位女艺人，2006年8月一次演唱会，在后台换衣服解文胸过程被娱记偷拍，照片成为香港《壹本便利》杂志的封面。
其涵盖范围如此广泛，但也由于社会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文化传统变迁，现代人对国学大多非常陌生。从法理上看，大致有两种个人信息的传播可能导致一个人名誉受损，并可据此提出名誉侵权。新闻的市场价值不是或至少不全是媒体创造的，而是消费者的需求创造的。[51]这与历史中国君不名恶，臣不名善。
但这种伤害最多与恋人分手时引发的情感伤害类似，法律出于保护人身自由选择了对此不予保护，不构成法益。如此分类的意义在于前者更多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舆论监督，后者则因其知名度而在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更多涉及公众的兴趣。
一是新闻职业追求体现的进路，即追求发现有新闻（市场）价值的事件或人的事实真相，尽管常常被简化为或被误解为追求事实真相。这种权利义务的配置不仅鼓励了每个人自我保护，而且这些普通个体也比任何其他人更可能在这类私人交往中发现交往者是否操作了个人信息。没太多理由追究文本人的责任。人们对这些人的一切情况自然会更多关注和更有兴趣。
自古以来，无论是农耕村落，还是城市社会的工作单位里，尤其是在社交场合，尽管也知道有弊端，也会有不实之词，却并不完全和严格禁止背后议论人，就因为通过流言蜚语在小圈子内曝光的信息有法律不可替代的积极正面的社会功能。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人们心态开始变化，对传统中国的各类文化知识和产品有了一种相对平和、宽容和中立的态度，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也多了一分基于信念——而非基于知识——的自信。隐私概念以及法律上隐私权概念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不证明隐私得到了保护，反而证明隐私被剥夺的严重。有些个人隐私，如大明星的，哪怕想了解的人数量再多，也不应得到法律的认可，就因法律赋予了这些明星对自己的至少某些隐私拥有权利。
在现代社会，由于高度流动，社会陌生化其实已自然讳去了尊长者的很多隐私，更由于治理的权威几乎完全依赖各种组织机构及其规则，不像当年在熟人社区，更依赖治理者高度完美的个人形象。国学产品的选择、消费完全依赖于专家、学者的身份、知名度，形象和语言修辞，而不是这种知识的实用价值。
如果不用大师特别是道德大师的标准要求他，只是视文为一个多少渴望点虚荣的普通人，和大多数人差不多，那么他的问题最多也只是在称号问题上采取了三不政策——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36]张新宝教授认为公众人物的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受法律保护。
因此，尽管这个命题是普遍性的表述，这却不是一个普遍主义的命题，而是一个社群主义的命题。平日装成守法公民，其实正在犯罪。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页。甚至就算村里人都知道，那也只是百把人之间的秘密，不至于满城风雨，更不会名满天下。对该社区而言，这个普通人的私密信息远比某位明星的绯闻关涉更多他人的重大利益。这正当化了政府对各种个体私密信息广泛深入的搜集和利用，但边界在哪？[15]不仅要担心，政府或政府机构或公务人员会不会过度侵入个人隐私，也必须担心被挪作他用和私用。
此外，她/他们之前隐匿自身隐私对公益广告市场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因此，有必要首先从宏观上简单勾勒在隐私问题上冲突的利益图景。
但国家某体育项目总教练呢，或某部的总工程师呢，是社会性公众人物，还是政治性的？ 更重要的是限制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理由有很多也不能成立。这就好比，如果我自己懂如何炒股，参考股票分析师的分析炒股赔了，我没法埋怨分析师。
[50]在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著名布朗案件中，起初有数位大法官基于遵循先例、不涉及政治问题、司法谦抑等理由不愿推翻种族隔离的原则。事实上，即使以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名义立法禁止，也不可能真的消灭人们日常对这些信息的利用，就像不可能消灭嚼舌头流言蜚语一样。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界定的领域，范围极广，可以说涉及一切非明显西学的仅与传统中国相关的思想、知识、制度（例如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甚至技能（如往往被列入文化范畴的金石、篆刻、书法、版本、文字学的知识等）。还有些信息只有别人都不知道或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对自己才更有意义，信息的私密会带来亲密和幸福感。或仅享有较弱的法律保护，即事后保护，并要求证明曝光者有实在恶意或完全不管事情真假。[49]而在美国一些重要司法判决中，隐藏分歧保持判决意见一致也是法官认为合理、必要并接受的重要考量之一。
文的辩护者指责李辉未恪守为尊/长者讳，如果不是没把相关的书读明白，那就一定是把自身的事想太明白了。[39] 既然立场和利益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三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这个说法，这说法的背后就不大可能毫无理由。
为尊／长者讳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在这样的小型社区中，如前所述，其实很难有什么很深很隐秘的隐私。
而且，为老不尊这个词表明，对老人，中国社会也从来清醒务实，并不一概迁就。更重要的是，李辉其实也接受并遵循了这个传统
罗尔斯试图通过使自我摆脱世界来确保自我的自主。如前所述，推定的同意的正当化依据在于为了理性人为了自身较大的利益或者亲友的利益甘愿牺牲较小的法益，但是我国刑法分则罪名均有罪量要求，基于自利的本性，法益主体不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亲友的利益牺牲自己的较大利益。显然，植物人并未丧失人性尊严，因此只能认为，以机械设备维持其生命的行为侵犯了其人性尊严，但是，根据学界一贯主张的康德哲学的客体公式，当具体的个人遭受到使其主体资格或者法律主体地位陷入疑问的对待，从而被贬低为客体或者纯粹的工具时，其人性尊严才遭到了侵犯。但这只能够证明，因身体受损而造成财产损失的，可以通过经济方式加以弥补，并不能够证明身体损害与补偿的财产具有等价性。
每一个理性人都会认识到，自己在将来的生活中，必然会遭遇风险，在部分情况下，遭遇风险的法益可以通过损害其他法益加以避免，但显而易见，并非每一次法益遭遇风险之时，自己都能够及时处理或者授权给他人处理，在此情况下，如果自己不授予他人一定的紧急处理权，必然使得自身法益遭受损害。《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25]Vgl.Günther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Aufl.,1991,11.Abschn.Rn.3; Vgl.Henning Rosenau, in: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2016,3.Aufl.§34 Rn.31. [26]参见〔意〕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因为理性人必然会考虑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拥有与他人不一致的价值判断标准，为了防止他人以保护法益为由任意侵害其自主决定权，其在授予权力之时，必然设置这样一条规范：在行使权力之时，须切实考虑该行为是否符合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愿望、需求或者其价值方面的考虑[49]，这就要求行为人必须仔细分析法益主体的真实意愿，完全无视他人意愿，肆意干涉他人自主行为之景象并不会出现。
[7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9页。又如卫生部《医院工作制度》第40条手术室工作制度附则第6条规定：紧急手术来不及征求家属或机关的同意时，可由主治医师签字，经科主任或院长、业务副院长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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